祖宗们做了一个违背老祖宗的决定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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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禄

◎ 编辑：马戏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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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死者埋葬死者吧！———赫尔岑

如何看待历史？这本不难回答。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宣告，“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亲手培养出邓广铭、许倬云等两岸史学巨匠的民国学者傅斯年，则从研究方法出发，强调“史学便是史料学”。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历史需要敬畏且人贵有自知之明，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若不了解研究方法、没翻过相关材料，就少拿历史胡说八道。

但随着网络普及，一些不学无术却自我感觉良好，或居心叵测意图扰乱正常学术秩序的闲汉，没完没了地在历史话题上造谣生事。如国家明明为深入研究希腊、罗马等古文明而立项拨款，键盘侠却信口开河称它们根本不存在。

◎ 请键盘侠解释国家为何研究“不存在”的历史，围观者可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官网核对

也有键盘侠将目光对准本国史，一边无视辨伪、证伪这一科学的内在属性要求，蛮横干扰理性探讨，一边恬不知耻地自诩正义。身为“古史辨运动”领军者的顾颉刚成了攻击重点。

尽管新中国早就肯定其学术成果的价值，既委派顾先生总校二十四史，又在他去世多年后，由曾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老革命家胡绳同志宣布，“不重视继承顾颉刚先生以及其他类似的遗产的人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知无识者仍大泼脏水。

一些连“古史辨”大名都没听闻过的后浪，则用匮乏的汉语储备，对所有看不懂的考证性文字狺狺狂吠。

◎ 此类社交困难型言论看久了，难免使人审丑疲劳

但张口“祖先”闭口“历史”的键盘侠们根本不会知道，疑古、辨伪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文化传统。历代先贤正是通过质疑祖宗神迹、考辨传世经典，才推动了历史学科的完善与中华文明的新陈代谢。

◎ 对古史传说的怀疑

在古代，作为文明缔造者和明君楷模的三皇五帝、禹汤文武，是被神格化的上古圣王，象征最崇高的政治理想、受到历代王朝顶礼膜拜。及至近代，诸多社会精英仍把这一土生土长的祖先崇拜，等同于法国大革命后才发端的民族主义。

顾颉刚就曾因质疑三皇五帝，而令坚信“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震怒惊恐。

但正如许多网民为之自豪的那样，我国是一个不怎么信宗教的世俗主义国家。对神学理论尚且不感冒的先贤，自然不会轻信玄乎其玄的圣君奇迹。且传世典籍对神王的记载多有抵牾之处，很难让博览群书者不疑窦丛生。

◎ 诸多先贤都对上古圣王的事迹产生怀疑

战国时代的孟子就发现，《尚书》等文献一边鼓吹武王伐纣是吊民伐罪，一边又声称牧野之战血流漂杵。也许在最初写下这些文字的周人眼中，二者“对立统一”，前者说明周邦天下归心，后者强调武王用兵如神。

但同百家诸子舌战不休的亚圣深知，同行没那么好骗。

为捍卫武王光辉形象，他舍车保帅留下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千古名言，宣布《尚书》对灭商战争的报道出了偏差，仁者无敌的武王，征讨区区“独夫纣”，怎么可能遭遇激烈抵抗？

尽管立场保守的儒生为捍卫圣君神话操碎了心，其他学派却不吃这一套。身为法家集大成者兼秦始皇偶像的韩非，在《显学》篇公开宣布，儒生墨者等言必称老祖宗如何如何、“明据先王，必定尧舜”的人，非蠢即坏“非愚则诬”。法术之士的疑古倾向，只是针对儒墨等竞争者。

但生活在东汉时代、被当代中国官方史界封为反对封建迷信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则在《论衡》书中如“杀疯了”一般，以《书虚》、《道虚》、《儒增》、《语增》、《问孔》、《刺孟》、《非韩》等篇章，对包括孔子孟轲、法家道家在内的神王圣贤，进行无差别系统性“贬损”。

王充指出，孔孟只是先秦诸子之一派，并非什么圣人；自诩赏罚分明的法家思想充满权力的傲慢，存在滥杀无辜的危险倾向；道家的成仙理论水分满满。“黄帝”这一称谓也存在疑点，他乘龙升天的事迹则断不可信，“如实黄帝骑龙，随溺于渊也”。至于世人所谓舜死苍梧、禹葬会稽、上古圣王治下路不拾遗不刑一人的言辞，更是胡说八道。

作为“弘扬科学思维”的先驱，王充还对古代科技史进行考辨，认为神射手养由基百发百中、鲁班墨子能制造飞翔三天的木鸢等记载，都存在夸大其词的成分。

◎ 王充对不少古史进行了全面“贬损”

上述观点搁到今日也能让一些网民及利益相关者牙根犯痒，在古代自然拉满仇恨。“不以文字罪人”的乾隆，同后世键盘侠取得了跨时空共识，钦点王充“犯非圣无法之诛”。但疑古人士并非都是王充这类布衣，有的来头之大，连清朝皇帝也得有所顾忌。

位列唐宋八大家、参与编纂了《新五代史》和《新唐书》的欧阳修，便是北宋疑古思潮的领军人物。

他对古史古书的怀疑，首先体现在质疑儒家经典的真实性上。被儒生尊为托古改制依据的《周礼》，在他看来是既难施行于周代、又不能给后人提供有益借鉴的可疑材料。至今仍有网民深信不疑的河图洛书，则被六一居士断定“非圣人之言”、“怪妄之尤甚者”，学艺不精的小白才会沉迷其中。

◎ 某人均985的论坛还在热议河图洛书的“原理”

三皇五帝也是欧阳修重点怀疑的对象。他在《帝王世次图序》中指出，可信的上古帝王，止于尧舜。孔子死后，异端怪谈纷纷兴起，好事者假托圣人之名，杜撰出了看似更古老实则荒谬绝伦的帝王序列。他还不惜批判将黄帝等尧舜之前帝王写入《史记》的太史公，认为司马迁在著书立说时只求广博，却忽视了去伪存真。

也正是在欧阳修所处的宋仁宗统治期内，疑古疑经逐渐成为学界的流行风尚，《诗经》、《孝经》、《礼记》等都成了辨疑的对象。而打压这股独立思考的浪潮，也是熙丰变法的重要内容。

《宋史·选举志》记载，神宗皇帝嘱咐王安石“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结果事与愿违，疑古的毒草非但没拔掉，孟子反倒成了士大夫们新的攻讦重点。

司马光带头作《疑孟》，晁说之紧随其后作《诋孟》、《儒言》和《奏审皇太子读孟子》，苏轼苏辙则写了《论语说》、《孟子解》，愣把《孟子》这一经典著作的学术价值，连带孟轲的性善论、君臣观、王霸义利观，批了个体无完肤。

而现代键盘侠们往往只知“宋代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期”，却万万不会料到，这股矛头直指祖宗先贤的疑古浪潮，正是传统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的一大缘由！

到了南宋，横空出世的理学宗师朱熹虽将疑孟风潮平息了下来，却仍对疑古兴味不减。

他不仅根据《竹书纪年》指出《史记》存在诸多错误，还对白起坑杀四十万降卒一说提出质疑，《朱子语类》第134卷白纸黑字记下了他对长平之战的看法，“长平坑杀四十万人，史迁言不足信。败则有之，若谓之尽坑四十万人，将几多所在！又赵卒都是百战之士，岂有四十万人肯束手受死？决不可信。又谓秦十五年不敢出兵窥山东之类，何尝有等事？皆史之溢言。常疑四十万人死，恐只司马迁作文如此，未必能尽坑得许多人”。活跃于各大网络平台的当代“古战百万大军爱好者”，不知会给朱子扣上什么帽子？

◎ 朱熹的疑古言论，能让无数键盘侠气抖冷

大禹治水也是朱子的推敲重点。在《朱子语类》卷55中，老夫子指出“尧晚年方遭水。尧之水最可疑，禹治之，尤不可晓。胡安定说不可信。掘地注海之事，亦不知如何掘。盖尧甚以为儆，必不是未有江河而然。滔天之水，如何掘以注海？”他还在在《九江彭蠡辨》、《答程泰之》、《答董叔重》等文中，反复辨难《尚书·禹贡》不可信。

常以大禹治水类比西方大洪水传说、一本正经分析中国文化如何讲究人定胜天的后浪们，打算如何辱骂这位儒宗呢？

及至清代，在文字狱淫威之下，士大夫不敢妄议政治。但怀才如同怀孕，必须有个最终的发泄渠道，知识精英们遂在寻章摘句的外表下，对几乎所有传世文献，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考据辨伪。

如阮元编《十三经注疏》，刘宝楠著《论语正义》，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王先谦作《汉书补注》、《荀子集解》，王先慎作《韩非子集解》，孙诒让作《墨子间诂》、《周礼正义》，崔东壁作《考信录》，梁玉绳撰《史记志疑》，王鸣盛著《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作《廿二史考异》······这些皇皇巨著至今仍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还在被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著名出版机构大力发行，每一种都够键盘侠钻研三年五载甚至半辈子。

正是站在清代前辈的肩膀上，顾颉刚等学者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提出了“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相信的”等观点。

◎  清代考据学家的成果，在当代仍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

神王圣贤毕竟已在地下长眠千载，逮着他们质疑个没完，未免显得胜之不武。但传统士大夫们在史学考辨方面的胆略才识，可绝不仅限于此~

◎  对国朝史事的发掘

不畏权贵、秉笔直书，是诸多中国士人对待历史的一贯态度。为此，他们付出了轻则被阉割著述、重则人头落地的代价。

春秋时期的齐国史官，为如实记载崔杼弑庄公而牺牲性命；司马迁的《孝武本纪》也因记载了汉武帝的真实嘴脸而被汉朝廷禁毁，现存《史记·孝武本纪》是后人从《封禅书》中摘录文字重编的。

班固也曾因撰写国史而遭牢狱之灾，幸亏弟弟班超（就是那位威震西域的定远侯）拼命伸冤、汉明帝在亲阅书稿后对其才学表示赞赏，《汉书》才得以传世。而正是出于这种求索寻真的精神，先贤们将目光对准被统治者一再粉饰的国朝历史，置生死与度外，也要将可信的记载传给后人。

◎ 诸多史书是史家几乎用生命换来的

唐代的官修国史，受宫廷斗争的影响而命途多舛。初唐史官不敢忤逆李世民旨意、无法如实记载唐朝开国史和玄武门之变，自是无需赘言。

到了“李武政权”时期，在武三思等奸佞破坏下，刘知几、吴兢等史家也是步履维艰，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血“残缺殆尽”、“功业未终”。

玄宗登基后，随着政局稳定，新任史官韦述终于可以正常开展工作。他在清苦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坚守了四十年，精心搜集各种材料，编成上百卷的唐朝《国史》，及其他多种著作。然而，安史叛军不仅惊破了霓裳羽衣曲，还把韦述的藏书、资产焚掠干净。危难关头，年事已高的韦述“抱《国史》藏于终南山”，在兵荒马乱之中将它保存下来。

一个多世纪后，五代史家依靠韦述拼命攒下的“老本”，编成了《旧唐书》。

而曾痛批宋朝集权政策导致“州郡一齐困弱，靖康之祸，寇盗所过，莫不溃散”的朱熹，对宋代官修史书的缺点也不讳言。他指出由于统治者刻意打压、党争激烈等原因，神宗之后的史官不敢直笔记史，导致“史弊”严重，以至于“大抵史皆不实”。侯外庐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对此有详细梳理。

明代士人也在考辨国史方面，展现出过人的勇气与智慧。众所周知，靖难之役是比宫廷政变惨烈千百倍的内战，由此衍生的“燕王扫北”传说，是华北人民痛苦的集体记忆。

明成祖上台后，连“建文”年号都成了禁忌词汇。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指出，正是在明初统治者的严厉打击下，原本活跃的思想文化很快偃旗息鼓，宋元时期成果丰硕的私人修史风潮，也陷入低谷。

◎ 明初思想文化一度陷入低谷

但冰雪覆盖下的小草，终能盼来解冻的时刻。随着“英宗北狩”与商品经济发展，明朝的高压体制逐渐松动。忍耐许久的士大夫们，没心思跟郑樵、马端临等前辈一样考辨古史，纷纷将精力投入到复原国史上。

郑晓的《吾学编》，是其中成书年代较早、史学价值较高的著作。在书稿即将完成之际，作者的上司突然被严嵩亲信以论史影射的罪名陷害，吓成惊弓之鸟的郑晓赶忙将书稿烧毁。幸好他儿子将主要稿件偷偷藏匿，这部史著才得以在隆庆朝刊行。

自号弇州山人的王世贞，则是明代史家杰出代表。这位传说中的《金瓶梅》作者，因仕途失意，索性三十年如一日，将才华用到研究国史上。

他以莫大的勇气，钩沉朱元璋屠杀功臣的黑历史，直截了当地告知后人，那些莫名“暴卒”的开国元勋，其实是被太祖皇帝诛杀逼死的。在《巡幸考》、《衍圣真人同坐事》等著作里，他不仅揭露了明武宗荒淫无道的丑态，还将衍圣公孔弘绪“坐奸淫乐妇四十余人，勒杀无辜四人，法当斩，诏以宣圣故，削爵为民，以弟弘泰代，没后弘绪子闻韶袭爵”的劣迹公之于众，狠狠扇了纲常名教一耳光。

建文史事也是王世贞的考据重点。鉴于明朝帝系出自成祖一脉，身为官二代的弇州山人深知某些底线硬刚不得，遂灵活运用“春秋笔法”和“直书实录”。

他没有公然否定朱棣上台的合法性，却将靖难之役和宁王朱宸濠叛乱相类比；没有破口大骂成祖皇帝残忍变态，却把朱老四下令将建文诸臣亲属“亲近的拣出来便凌迟了，远亲的尽发去四散充军，若远亲不肯把亲近的说出来，也都凌迟了”、把建文朝臣之妻“韩氏送淇国公处转营奸宿”、“抬去门外, 著狗吃了”的圣旨，和盘托出，任人评说！其中一位“读者”，便是大名鼎鼎的鲁迅。

◎ 王世贞将明初统治者的暴虐嘴脸揭露得一干二净

明中后期史家所享有的“自由”，足以令清代同行羡慕不已。他们虽在考辨古史上取得了累累硕果，却长期不能触碰国史。但传统士大夫阶层对国朝历史和专制帝制最尖锐的批判，仍出自留着辫子的清代知识分子之口。

谭嗣同在《仁学》里，写下了今日看来仍惊世骇俗的文字：

◎ 为照顾某些人的血压，特以图片来展示

当然，尽管清代士人说出了此等连笔者本人都无法接受的话，某弹幕网站的中学生用户，仍动辄胡说他们没了骨气、断了脊梁。对此笔者十分好奇，究竟先贤要说出什么言论，才能既不让还没长毛的后浪贴“公知”、“文科生”标签，又被他们承认“有骨气”呢？

◎ 结语

行文至此，作者想谈下如何看待古人的疑古思想。

知识的更新、学术的进步，离不开对已有观点的扬弃辨疑。若没有宋代的疑古疑经热潮，儒学的形态就不可能从“经学”进化为“理学”。而随着后世学术研究的深入，士大夫的诸多疑古观点，包括顾颉刚的很多结论，都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但正如牛顿力学和欧几里得几何也不是绝对正确的一样，这不代表他们的治学成果与研究方法就一文不值。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严重落后于西方。但有一定知识储备、了解西方史学史的读者会想起来，近代西方的专业化史学，代表是注重使用第一手史料的兰克史学，根基则源自普鲁士史家对《荷马史诗》等古典文献形成过程的考辨。而中国传统士大夫对传世典籍的辨伪考据，同西方史家的工作具有高度一致性。

换言之，在灾难深重、风云突变的19世纪，史学或许是中国同西方差距最小的学科。而这至少在一个局部证明了，中国人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艰苦摸索，是能够达到或接近所谓“世界先进水平”的。

◎ 被尊为专业化史学之父的兰克

相比之下，那些言必称历史、祖宗的键盘侠们，能读进半本古书吗？认得清几个古文字呢？到底谁是真正热爱中国文化的人、谁是靠舶来的洋快餐文化浑噩度日的黄皮盎格鲁萨克逊？

历史学、文献学毕竟是枯燥且不实用的，笔者也不建议“福报”缠身的普通网民都当国学爱好者。但至少有一点要明白，即便是看似任人涂抹的史学，也是有门槛的，其他学科自不待言。

若无视知识的严肃性、忽略系统性地学习，只是靠杂乱无章的网络信息搞碎片化积累，或干脆沉迷奶头乐与饭圈吹水撕逼、荒废大好时光，那键盘侠们可就真是辜负了这个时代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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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被称为“天才指挥家”的舟舟

◎ 上图：曾被称为“第一神童”的宁铂（右二）